数字营销企业税务风险

以下内容来自权威机关：

税务机关在对某互联网公司T公司开展检查时发现，T公司实际是一家软件企业，主要经营民用软件，范围涵盖网络社交服务、广告服务和网络游戏等，其营利方式是向终端用户提供互联网下载渠道，在用户下载软件后通过互联网提供有偿服务，其性质属于增值电信服务。

所谓增值电信服务，是指利用公共网络基础设施提供附加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其实现的价值使原有基础网络的经济效益或功能价值增加。根据2008年修改后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增值电信业务（包括基础电信业务中的无线寻呼业务）的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方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出资比例，最多不得超过50%.而T公司是外商独资企业，无法取得经营增值电信服务的行政许可，不能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包括广告服务、网络游戏等在内的增值电信服务服务。为绕过这一限制，T公司所属的集团公司由其部分股东（均系中国公民）在境内成立多家持有对外提供增值电信服务行政许可牌照的内资企业（以下简称“牌照公司”）并安排T公司与这些牌照公司签订一系列合约安排，使T公司能够有效控制牌照公司的经营决策并在实质上享有牌照公司的经营成果。

这种基于协议控制而非股权控制的架构被称为“VIE（VariableInterestEntities或”可变利益实体“）架构”。根据T公司与牌照公司签订的框架协议，T公司作为开展软件研发和市场推广的主体提供互联网增值电信服务应用内容，牌照公司提供增值电信业务运营平台，合作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由牌照公司统一收取，之后双方按一定比例结算分成（见下图），其中70%以上归T公司所有。

税务机关在检查中发现，T公司发布在牌照公司业务运营平台（即网站）的软件均可无偿下载使用，且根据牌照公司网站与消费者在安装软件时签订的电子版《服务协议》，对于用户下载的软件，作为软件著作权人的T公司给予用户一项个人的、不可转让及非排他性的许可。消费者使用时需要接受T公司的有偿服务以延长使用期、拓展软件功能和享受个性化定制服务。

涉税风险产生的原因

根据合作协议，T公司从牌照公司取得分成收入后向牌照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对部分来自网络社交的个性化定制软件和网络游戏软件取得的分成收入，发票开具品名为“软件销售”，税率为17%。上述软件均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和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以及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T公司因此享受了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牌照公司取得上述软件产生的收入时，开具品名为“增值电信服务”的发票，并适用6%税率申报增值税应税销售收入，但可以根据从T公司取得的发票抵扣17%的进项税，造成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倒挂（见下图）：

假设牌照公司取得含税收入为R，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为r，则集团总体应缴纳增值税=牌照公司应交增值税+T公司应交增值税=〔R/（1+6%）×6%-R/（1+6%）×r/（1+17%）×17%〕+R/（1+6%）×r/（1+17%）×3%，经计算，如果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r>50.14%，集团总体的增值税负担为负值。例如，假定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为70%，牌照公司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则：1.不含税收入=100/（1+6%）=94.33万元，销项税额=94.33×6%=5.67万元。2.T公司取得的含税分成收入=94.33×70%=66.04万元。不含税收入=66.04/（1+17%）=56.44万元，销项税额=56.44×17%=9.6万元。3.牌照公司应交增值税=5.67-9.6=-3.93万元，T公司最高应交增值税=56.44×3%=1.69万元，超出部分可以享受即征即退优惠。从T集团公司整体的视角看，每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增加的增值税负担=-3.93+1.69=-2.24万元，税负率=-2.24/〔100-（-2.24）〕×100%=-2.2%。

检查人员对T公司享受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导致集团整体增值税税负为负值的合理性存在质疑，认为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交易不属于软件销售，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T公司则认为：该公司将5种软件产品销售给牌照公司，由牌照公司使用5种软件产品向终端用户提供增值电信服务，因此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软件销售”发票并享受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是合理的。

现行税收政策法规解读

对于T公司的收入分成是条件的问题，检查人员认为应当首先从现行税收政策法规中寻找关于此项优惠的法律依据。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没有关于软件销售收入增值税税收优惠的规定，此方面政策详见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第一条：“（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第三条：“满足下列条件的软件产品，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可以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增值税政策：1．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2．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65号）第十一条：“（二）纳税人销售软件产品并随同销售一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应按照增值税混合销售的有关规定征收增值税，并可享受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对软件产品交付使用后，按期或按次收取的维护、技术服务费、培训费等不征收增值税”。“营改增”之后，软件产品交付使用后，按期或按次收取的维护、技术服务费、培训费等纳入“信息技术服务”中的“软件服务”，适用6%税率。但不能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收优惠。

综上可见，享受软件销售收入增值税税收优惠的条件为：

软件系自行开发生产；

享受优惠的纳税人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

取得软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要求；

享受优惠的应税收入属于软件销售收入或随同销售一并收取的软件安装费、维护费、培训费等收入。

本案中，T公司满足第1-4项条件。因此，T公司能否享受增值税税收优惠取决于其取得的分成收入是否满足第5项条件。

T公司软件收入的性质

（一）软件销售区别于销售普通货物的特点

按照财税［2011］100号文件的定义，软件是信息处理程序及相关文档和数据。软件产品包括计算机软件产品、信息系统和嵌入式软件产品。与普通商品相比，软件产品具有如下特殊性：

软件产品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的“有形动产”，但同时也是软件著作权的载体，是软件著作权的复制品。这一点与图书、音像制品类似。

软件的开发和制作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软件开发完成后，剩余工作就是复制软件产品，对软件本身不再有生产制造活动，因此没有生产成本，缺少可用于抵扣进项税额的购进项目。如果适用17%税率则软件开发企业将承担很高税负，因此才规定税负超过3%的部分可以即征即退。

软件产品是非消耗物，不会因使用而产生损耗，但是可能受到使用期、功能和安全等方面限制，使用中需要不断维护。因此，后续软件服务是软件企业的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容易和软件销售收入相混淆。

软件产品本身可以附着于有形载体（如光盘、嵌入式软件设备），也可以不附着于有形载体，通过占用计算机虚拟储存空间而存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不附着于有形载体的计算机软件越来越多，特别是具有娱乐、社交性质的家用软件尤其如此。

由于软件产品具有以上性质，因此软件销售和普通货物销售相比也有其独有的特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计算机软件属于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八条规定，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各项权能包含了复制权和发行权。因此销售软件产品不但包含有偿转让软件复制品行为，还包括了著作权人行使软件复制权和发行权的行为和授权购买者使用软件的行为。但是，软件销售不涉及转让软件著作权。

购买方取得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根据此项所有权可以使用软件。但是销售方可以限制购买方使用软件的方式、期限和附加其他条件，也可以只允许购买方使用软件的部分模块和权能。而销售普通货物，购买方不受此项限制。

软件销售的销售方式比普通货物销售灵活，对于不附着于有形载体的软件，交易过程不存在实物交付，而在计算机虚拟储存空间中通过复制或下载完成（如互联网下载），复制或下载完成后，著作权人可以通过出售注册代码等方式实现销售收入，如果下载者无意使用，即使下载也不会注册。因此，软件销售取得收入的时点与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的时点无任何关系，销售方也不会以软件产品在网络的下载量，而是以实际收取的授权购买者使用软件的费用为确认收入的依据。

（二）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存在的涉税风险

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带来的涉税风险主要体现为扩大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适用范围。产生这一风险的原因是：

软件业属于轻资产知识密集型产业，自主开发软件的企业无论销售软件或为购买软件的企业提供服务，主要投入的都是智力资源而非原材料和大型设备，但是目前软件销售适用优惠政策后的适用税率为17%，实际税负最高为3%，而软件服务适用税率为6%，由于缺少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其实际税负接近适用税率，导致软件服务的实际税负比软件销售高出近一倍，因此软件企业具有将软件服务混入软件销售收入享受即征即退优惠的动机。

对于下游企业，在支付同等费用的前提下，如果取得品名为“软件销售”的发票，可以抵扣17%的进项税额，而取得品名为“软件服务”的发票，只能抵扣6%的进项税额，前者的可抵扣税额是后者的2.57倍，因此软件企业将软件服务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对下游企业是有利的。

软件销售与伴生的后续服务，包括安装、咨询、延续使用期、测试和维护等多方面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为软件企业混淆收入性质提供了便利。

（三）软件销售与软件服务的区别

软件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软件销售行为与软件服务行为不易区分。从民法视角分析，如果一项交易行为属于销售，意味着购销双方达成并履行买卖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因此，在销售过程中一定存在两项行为：1.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2.买受人支付价款，此项价款是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对价。在软件销售中，标的物是软件产品，即作为软件著作权载体的复制品。

软件服务行为与软件销售行为的区别在于：提供软件服务不涉及转让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而是向已经取得软件复制品所有权的用户提供有价值的软件咨询、测试、维护等活动。

本案中检查人员对T公司“将软件销售给牌照公司”的说法有所质疑的理由是：第一，如果T公司的确向牌照公司销售了软件产品，则牌照公司是软件合法复制品的所有人，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16条对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权利的限制，复制品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未经该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也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修改后的软件。因此牌照公司不能将此项软件复制品在提供他人使用。然而现实是T公司软件可以在牌照公司网站上由终端用户免费下载，T公司又未许可牌照公司行使著作权中的发行权或将著作权转让给牌照公司，因此牌照公司不是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第二，根据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合作协议，牌照公司不是使用T公司开发的软件对外提供服务，而是由终端用户在其网络平台上免费下载软件并占有、使用。因此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应归属于用户而不是牌照公司。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软件销售”的发票不符合双方协议约定。第三，软件最终使用者是终端用户，但牌照公司对用户开具发票品名为“增值电信服务”而非“软件销售”，此项证据可以证明在牌照公司与终端用户之间没有发生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事实上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发生在T公司和终端用户之间，牌照公司自始至终不享有软件产品的所有权。牌照公司向T公司支付分成收入的目的不是从T公司取得软件产品的所有权，而是与T公司合作对外提供服务的分成。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可以判断，T公司未将软件产品的所有权转移给牌照公司，不应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销售软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即不应享受相关的增值税税收优惠。

如果终端用户从牌照公司的网络平台上下载T公司软件后使用时或试用后需要付费注册，以享有使用软件的权利，则属于软件销售行为，但是在已经注册后终端用户向T公司支付费用不属于软件销售费用，因为销售行为已经在注册时完成了。

T公司和牌照公司正确的发票开具内容和增值税的计算

根据上文分析，参照T公司与牌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双方系合作向终端用户提供服务并取得各自的收入分成，在T公司单方面向终端用户赠予软件产品所有权和授予软件产品使用权后，T公司和牌照公司与终端用户的每一次交易实质上包含两项内容：1.牌照公司向用户提供下载T公司软件和获取T公司软件服务的网络平台并取得收入，属于增值电信服务；2.T公司为用户提供软件功能拓展、升级维护和延续使用期、进行个性化定制的服务并取得收入，属于软件服务。T公司与牌照公司均适用6%的增值税税率，且二者应各自向用户开具发票。

实务中，T公司不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而是牌照公司首先向用户收取全部费用，再向T公司按合作协议约定的比例分成，则T公司在取得分成收入时可以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软件服务”的发票，由牌照公司向终端用户开具品名包含“软件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两项内容的发票。

仍假定T公司的收入分成比例为70%，牌照公司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如果T公司与牌照公司分别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则：1.由于“软件服务”与“增值电信服务”的税率均为6%，则T公司应确认不含税收入=100×70%/（1+6%）=66.04万元，应交增值税=66.04×6%=3.96万元。2.牌照公司应确认不含税收入=100×30%/（1+6%）=28.3万元，应交增值税=28.3×6%=1.7万元。从T集团公司整体的视角看，每取得100万元含税收入增加的增值税负担=3.96+1.7=5.66万元，税负率=5.66/（100-5.66）×100%=6%，与T公司实际享受软件销售即征即退税收优惠的情形相比，集团整体税负率相差=6%-（-2.2%）=8.2%。

如果仅由牌照公司向终端用户开具发票，T公司根据分成收入向牌照公司开票，则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税收负担均不变，但是牌照公司需按照T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否则集团整体税负率可能高于6%.承上例，T公司应确认不含税收入为66.04万元，销项税额3.96万元；牌照公司开具发票时，应分作两项，“软件服务”不含税收入仍为66.04万元，“增值电信服务”不含税收入为28.3万元，合计94.34万元，销项税额5.66万元。如果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则可以抵扣进项税额3.96万元，否则不得抵扣。

总结和建议

从2000年开始，国家对企业销售自主开发的软件给予即征即退优惠。此项政策本意是减少软件企业因缺少可抵扣进项税的购进内容而承担的税收负担，为鼓励软件企业发展以超税负返还的形式提供政府补助。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网络传输能力不足，除少数占用存储空间小、功能单一的家用软件之外，软件销售的主要业态是借助有形载体（如光盘）或嵌入式软件设备。这种销售模式下软件销售以软件载体交付使用为标志，因此软件销售收入与软件服务收入较易辨别，软件企业不易将软件服务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涉税风险仍然较容易控制。

但是从本案来看，随着互联网功能不断增强和受众扩大，软件产业的经营模式呈现两个趋势：一是除了一些大型的，需要专业知识支持的商用软件和嵌入式软件，绝大部分软件，无论商用软件还是家用软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下载和使用，而无需借助实际载体销售，所以软件企业正在从传统销售软件载体为主转向利用互联网平台推销并诱导用户下载为主；二是由于市场竞争原因，消费者更青睐免费下载使用的软件，为迎合消费者，越来越多的软件企业从传统的销售软件取得收入营利的方式改为提供免费下载让用户使用，培养用户使用自己软件的习惯，之后通过提供软件服务以获利的方式，这种营销策略的改变在娱乐、社交、电子商务、终端设备安全管理应用软件等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

软件产业经营模式的上述变化带来的结果是：1.软件企业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作为营销平台；2.软件销售不再以软件载体交付使用为标志，因此软件销售收入与软件服务收入难以辨别；3.软件销售收入在全部软件相关收入中的比例相对下降，软件服务成为软件企业，特别是依托互联网开展营销软件企业的主要收入。由于软件服务收入与软件销售收入的税收待遇相差巨大，软件企业将软件服务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的动机更加强烈。

因此，以鼓励软件产业发展为目的的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也应当因应软件产业与互联网结合日趋紧密的趋势而在以下方面有所修正：

目前软件销售即征即退税收优惠的文件依据仅有规范性文件，法律级次太低。随着新《行政诉讼法》即将于2015年5月1日生效，司法机关将有权根据行政相对人要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只有将税收优惠政策上升到规章和法律法规层面才能维护税法的安定性和严肃性。

此项优惠政策对何为“软件销售”没有明确定义，为纳税筹划留下了空间。以本案为例，互联网企业T公司将软件服务收入作为软件销售收入，在仅承担3%税负的同时，其下游关联企业，即牌照公司可以按照T公司开具的发票抵扣17%的进项税额，从控制这两家企业的集团整体计算，增值税负担为负值，严重有违税收公平原则。因此税收立法如要保留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就必须对何为“软件销售”作出解释。事实上，从民法角度来看，软件销售是在不转让软件著作权的前提下转移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给购买者，并授予购买者使用软件的权利，购买者因获得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和软件使用权而支付对价的行为，双方达成一项属于双务合同的买卖合同，均需履行义务。

增值税的抵扣链条的一个重要规则是：受票企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应大于开票企业申报的销项税额，“销方少交税，购方少抵扣；销方多交税，购方多抵扣”。软件销售的适用税率17%与软件服务适用税率6%差异过大，导致下游企业愿意取得品名为“软件销售”的专用发票以多抵扣税款；而开票企业开具“软件销售”发票虽然也按不含税销售额的17%申报销项税额，但是在享受即征即退优惠后实际税负率3%反而低于开具“软件服务”发票的实际税负率，实质上产生了“销方少交税，购方多抵扣”，有违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规则。为破解这一困局，税收立法可以将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改为13%低税率优惠或允许软件销售适用6%简易征收优惠，使开票企业实际需缴纳税款的销项税额与下游企业实际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相等。

软件销售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但目前政策执行中，有的税务人员对政策理解有偏差，满足于对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申请进行形式审查，认为只要符合财税［2011］100号文件第三条，取得省级软件产业主管部门认可的软件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证明材料和件产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软件产品登记证书》或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就可以享受即征即退优惠，忽略了对交易行为实质是否属于软件销售的审核。实际上100号文件第三条只是交易行为享受即征即退优惠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确实转移软件产品所有权并因此从购买者取得收入的交易行为才能享受即征即退优惠政策。

为了防止软件企业将实质上属于软件服务性质的收入混入软件销售收入，税收立法应当针对软件销售即征即退优惠政策制定严格的审核流程，审核范围不但包括软件本身是否符合申请优惠的条件，还应包括与该软件相关的收入的性质，对于软件收入究竟来自销售还是服务，不能仅以发票开具品名或合同形式为判断依据，而应当以交易本身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进行判定：

销售方是否转移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给购买者并授权购买者使用软件；

销售方取得的收入是否是购买方因为取得软件复制品所有权和软件使用权而支付的对价。两项条件之一不成立，就不属于软件销售。以本案为例，通过互联网免费下载使用软件不属于软件销售，因为下载者没有支付对价；至于日后下载者为了更好的使用软件而向软件提供方支付费用，显然属于软件服务范畴。税务机关只有对软件销售与软件服务作出严格区分，才能引导企业更规范的享受税收优惠，防止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扭曲增值税抵扣链条和损害国家利益。

内容提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税收风险管理提供了新机遇，带来了新挑战。本文在分析大数据为税收风险管理提供契机的基础上，结合基层税务机关工作实践，尝试提出相应的税收风险管理策略和建议，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关键字：大数据，税收风险管理

税收风险管理是提升税收征管质量、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度的重要手段，“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又为税收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运用大数据提升税收风险管理水平，是新形势下基层税务机关面临的巨大挑战。

大数据时代的税收风险应对的机遇与挑战

（一）涉税数据规模大，速度呈现跳跃性增长。大数据时代的进步，给税务管理以信息管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现成的网络资源和真实的数据基础。“信息管税”，内涵要求是管住信息，没有信息谈何信息管税。2011年地税就实现了征管数据的全国大集中，标志已经步入了“数据驱动决策方法”的大数据时代，据统计，“金税三期”工程在全国推行后，数据量和业务量将会极大地增长，数据规模的增长速度也会呈跳跃性增长。

（二）涉税信息采集和掌握比较困难。大数据时代的进步，给税务管理以信息管税带来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理论上客观存在的这些涉税信息，税务系统是既看不着，也摸不着。面对这突变发展的大数据时代，由于落后的税务征管信息系统背离大数据时代互通特征与现实应用的网络资源脱节，所以征管系统现存的数据就不可能做到完整、真实、准确。而由于不重视文明、进步社会管理的基本理理念，至今尚未开展税源信息标准化的基础工作，致使社会税源信息五花八门，其产生只能将就各市场主体自身业务推进的需要，不能满足税源信息采集的需要，进入大数据时代就如何采集和掌握现实税源信息成了信息管理最大的难题。

大数据时代下基层税务机关税收风险管理现状

（一）税收风险管理专业人才匮乏。在大数据时代中，税收风险管理要通过建立风险监控模型，来进行预测分析。特别是面对海量的数据，监控模型能左右着税收风险管理的成败。能建立或者组织建立风险监控模型的人才首先要有专业的税收业务知识、要熟练掌握税收应用系统、要有大数据的理念、熟悉数据的来源和构成，同时还要有创新意识和奉献精神。在基层税务机关，这种风险管理领域的专业人才少，导致工作实绩不明显。

（二）数据获取不全面。风险管理必须依靠大量正确的数据信息，金税三期的推行，解决了内部数据获取的问题，但是，纳税人的生产经营信息、财务信息以及第三方信息的获取渠道仍然有限。基层税务机关无法像总局大企业司的全流程风险监控那样获取信息，外部涉税信息主要来源于自行报送，获取信息的范围狭窄、渠道少且不准确。一些对风险分析至关重要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数据无法取得。同时，金税三期等含有无效甚至垃圾数据，严重影响了风险监控的准确性。

（三）思想认识上有偏差。风险管理的基础是信息的采集，也就是对数据的处理。在基层税务机关，多数人认为税收数据是信息中心的活。因此，把数据管理也看成了技术活，一方面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另一方面会认为数据管理高深莫测的，遥不可及。其实数据是业务载体和表现形式，是决定风险管理质量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四）涉税数据更新不及时。税务管理包括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管理、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产生的涉税信息资源，构成了税务机关征管系统的主体数据。由于采集方式多以手工录入为主，数据在质量上，特别是在完整性、准确性、规范性、逻辑性等方面，依然难以满足税收风险管理的需要。另外，不同纳税人的名称、生产经营地、法人、财务负责人、经营范围经常变化，使税务机关征管系统的数据很难做到随时更新，也给税收风险管理带来难题。

（五）数据分析技术能力有待提高。在基层税务机关，绝大多数的数据分析仍停留在简单的查询和比对层面，缺乏行之有效的数据分析工具，使大量沉积在业务操作层的数据尚未有效转换为管理决策层所需要的信息，即使是纳税人提供的网上申报数据和财务报表数据电子信息，也难以实现所有信息的全面自动读取、分类加工。税务机关难以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对数据所反映出的税收风险、经济内涵进行分析监控乏力，没有建立税收与相关经济数据之间的关联模型，难以对现有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和趋势预测分析，不能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信息支撑。

税收风险管理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一）强化以数治税理念。将该理念贯穿于税收征管改革和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引导基层税务干部正确理解大数据的核心理念，培养大数据的思维方式，自觉运用大数据查找风险疑点，开展风险排查和应对，营造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风险管理氛围。强化税收风险共治理念。立足工作实际，以科学有效的税收风险共治平台为支撑，持续推进税务部门、纳税人、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税收风险管理上的深度合作和协同治理，构 建党 政领导、税务主责、部门合作、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税收风险共治模式，实现部门之间数据信息的开放共享、互联互通和深度应用，形成风险管理合力。

（二）建立良性的风险监管工作机制。基层税务机关可以建立本地区专门的风险监控管理机构。并且明确各岗位的职责权限：税源管理和纳税服务部门在变管户为管事的基础上，深化纳税服务，同时提供个性化的纳税服务，比如建立对话、帮助签订税收遵从协议等。风险监控部门可以看成是既有税收业务知识和一定数据管理水平的成员组成的本地区团队，负责数据管理、设计并更新维护本地区风险监控指标、对税收风险进行分析识别、向相关部门进行风险推送。纳税评估部门接收推送过来的风险任务、采取纳税评估或者税务审计等手段进行风险应对、同时将风险应对结果向相关部门推送。综合业务部门在执行税收政策的同时，审核风险应对结果，同时向风控部门推送风险应对的审核结果，为其更新和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提供依据，由此形成了一个协调配合、联动监督、良性互动的闭环工作模式。

（三）建立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扁平化立体式征管模式。为积极应对大数据时代给税收风险管理带来的挑战，应进一步明确职能，规范流程，建立上下联动、横向互动的两级任务中心，形成扁平化立体式征管模式，以适应税收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同时，按照纳税人的“规模或行业+征管事项分类”的原则，结合税源结构特点设置与风险管理相适应的税源管理机构，形成事项分类管理、风险专门应对，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更加突出的征管模式。通过征管模式的重构，形成市局、基层局相互呼应、互为依托、相互补充、共同提升的工作模式，继续提升大数据时代地税部门的工作质效。

（四）提升数据采集和应用能力。税收大数据是税务部门最核心和关键的征管资源。为了不断提升税务机关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加强对税收大数据的交换共享、智能比对和逻辑相关分析，拓宽采集渠道，全面获取各方各类涉税信息。对地税内部、外部海量涉税数据信息进行全面归集采集、整合加工，实现“信息+数据”增值应用，着力突破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管理瓶颈，有效促进纳税遵从和管理增效。在信息采集方面，一是继续做好政府部门涉税信息采集工作。充分发挥《江西省地方税收保障条例》的作用，继续争取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发挥跨部门信息交换和共享平台作用，形成跨部门协同治理格局，全面准确及时地获取涉税信息，形成全面实时、动态化的税源监控网络，有效加强地方税收征管。二是继续加强互联网涉税信息的采集力度。充分利用互联网海量资源，甄别、采集、整合上市公司中涉及企业的有效数据，为税收管理提供数据基础。

（五）多措并举，不断提升数据应用的有效性。一是规范数据质量管理。严格规范纳税人的财务报表、基本资料等基础数据信息，把好数据入口关、校验关；

同时，对通过风险管理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进行跟踪管理，确保错误数据及时得到更正；

注重发挥纳税辅导提示、服务作用，提醒纳税人重视数据质量并及时更正错误数据。二是做好数据整合应用。其一，实现税务系统内部信息的有机整合和结构化存储。对税收征管主体软件、发票系统、风险管理等各系统中的涉税信息，第三方渠道采集的各类信息，以及税务人员在实地巡查、约谈、评估、稽查中获取的各类信息，进行有机整合和一户式归集，建立起统一规范的纳税人数据仓库，在各级税务机关、各税种管理部门、前台服务人员之间，按照职能权限实行信息开放和增值应用。其二，加强内外部数据的合作应用。对内，加强市局各业务处的合作，共同探讨信息分析应用途径；

积极征求基层局意见建议，了解信息的有效性、针对性，通过信息分析方与应用方的对接，形成数据采集、整理、运用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提升信息应用效率。对外，加强与国税、财政等部门的合作，对获取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共同应用，互利共赢，共同提升信息应用水平。

（六）建立人才培养机制，打造专业税收风险分析管理团队。以风险分析、应对纳税、调整账务处理、计算机操作技能和评估约谈技巧等为主要内容，组织开展风险管理能力培训，激发干部业务学习活力；

要优化组合，合理配备资源，使得人尽其才。逐步建立一支综合素质高、专业技能强的专业化风险管理团队。加强风险管理队伍建设。结合“数字人事”和个人绩效管理，将管、考、训、用有效统一, 围绕打造风险管理专业团队的目标加强业务培训,面向风险管理人员定期考核,优化激励机制，重视工作实绩，促进风险管理人员自觉学习业务、钻研业务,不断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1）彭骥鸣曹永旭 韩晓琴 《大数据时代税源专业化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税收经济研究》，2013年6期

（2）林伟胜 许卓伟 《大数据时代信息系统建设的一些思考》，《信息与电脑》,2013年1期

（3）阿里2014财年数据,2014

（4）赵国栋 《大数据时代的三大发展趋势》，高科技与产业化，2013

（5）孙开沈昱池 《大数据，构建现代税收征管体系的推进器》，《税务研究》，2015年1期

（6）刘畅 《大数据背景下需改革税收征管模式》，《税收征纳》2014年12期

税务机关在对某互联网公司T公司开展检查时发现，T公司是一家软件企业，在持有网络运营牌照的关联公司（以下简称牌照公司）业务运营平台（即网站）上发布软件，用户均可无偿下载使用，消费者使用时需要接受T公司的有偿服务以延长使用期、拓展软件功能和享受个性化定制服务，费用由牌照公司收取并与T公司分成。根据合作协议，T公司从牌照公司取得分成收入后向牌照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品名为“软件销售”，税率为17%。T公司因此享受了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牌照公司取得上述软件产生的收入时，向用户开具品名为“增值电信服务”的发票，并适用6%税率申报增值税应税销售收入，但可以根据从T公司取得的发票抵扣17%的进项税，造成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倒挂。

　　T公司认为：该公司将软件产品销售给牌照公司，由牌照公司使用软件产品向终端用户提供增值电信服务，因此T公司向牌照公司开具“软件销售”发票并享受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是合理的。

　　检查人员对T公司这一解释的合理性存在质疑，认为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交易不属于软件销售，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理由是：

　　第一，如果T公司的确向牌照公司销售了软件产品，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对软件的合法复制品所有人权利的限制，复制品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然而现实是T公司软件可以在牌照公司网站上由终端用户免费下载，T公司又未许可牌照公司行使著作权中的发行权或将著作权转让给牌照公司，因此牌照公司不是软件合法复制品所有人。

　　第二，根据T公司与牌照公司的合作协议，牌照公司不是使用T公司开发的软件对外提供服务，而是由终端用户在其网络平台上免费下载软件并占有、使用。因此软件复制品的所有权应归属于用户而不是牌照公司。

　　第三，软件最终使用者是终端用户，但牌照公司对用户开具发票品名为“增值电信服务”而非“软件销售”，此项证据可以证明在牌照公司与终端用户之间没有发生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事实上软件产品所有权转移发生在T公司和终端用户之间，牌照公司自始至终不享有软件产品的所有权。牌照公司向T公司支付分成收入的目的不是从T公司取得软件产品的所有权，而是与T公司合作对外提供服务的分成。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可以判断，T公司未将软件产品的所有权转移给牌照公司，不应向牌照公司开具品名为“销售软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应享受相关的增值税税收优惠。

　　通过本案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功能不断增强和受众扩大，软件企业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作为营销平台，软件销售也不再以软件载体交付使用为标志，因此软件销售收入与软件服务收入难以区别。企业和税务机关应当从企业的民事交易实质出发，追溯软件复制品所有权的转移过程和消费者支付对价，是因为取得软件复制品所有权还是因为企业提供软件服务，在此基础上判断发票开具品名和能否享受软件销售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