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务筹划研究现状

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安排等进行筹划，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以获取“节税”（TAX XAVINGS）的税收利益的行为可以说很早以前就存在，但是“税收筹划”为社会关注和被法律认可，从时间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

最为典型的是30年代英国一则判例。

1935年，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针对“税务局长 诉温斯大公”一案，对当事人依据法律达到少缴税款作了法律上的认可，他说：“任何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

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缴税。

”汤姆林爵士的观点赢得了法律界认同，这是第一次对税收筹划作了法律上认可。

之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在以后的税收判例中经常接引这一原则精神。

此后，不少税务专家和学者对税收筹划有关理论的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收筹划日益成为纳税人理财或经营管理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近30多年来，其在许多国家中的发展更是蓬蓬勃勃。

正如美国南加州大学W•B•梅格斯博士在《会计学》中谈到的那样：“美国联邦所得税变得如此复杂，这使为企业提供详尽的税收筹划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

现在几乎所有公司都聘用专业的税务专家，研究企业主要经营决策上的税收影响，为合法地少纳税制定计划。

同时，税收筹划的理论研究文章、刊物，书籍也应运而生，新作不断，这进一步推动了税收筹划研究向纵深发展。

例如以提供税收信息驰名于世的一家公司（The Bu－reau）在出书以外，还定期出版两本知名度很高的国际税收专业杂志。

一本叫做《税收管理国际论坛》，另一本就是《税收筹划国际评论》。

这两本杂志中有相当多的篇幅讲的就是税收筹划。

比如1993年6月刊载的一篇专著，便是关于国际不动产专题税收筹划问题的，涉及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英国、美国等13个国家。

还有一家很有名气的伍德赫得•费尔勒国际出版公司（在纽约、伦敦、多伦多、悉尼、东京等地设有机构）于1989年出版过题名为 《跨国公司的税收筹划》（Tax Planning for Muitinational Compar－ies）的一本专著。

书中提出的论点及税收筹划的技术在一些跨国公司中颇有影响。

有的专著不以“税收筹划”为名，比如霍瓦斯公司出版的《国际税收（1997）》，全书共有894页，讲的全是税收的国际筹划。

书中旁征博引了包括我国在内的38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

西方国家对税收筹划几乎家喻户晓（tax Planning）（也称节税tax saving），而在我国，税收筹划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鲜为人知的，只是近几年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了解和实践。

正如改革开放初期，关于避税的讨论一样，人们对税收筹划很敏感，尤其是政府部门及新闻、出版单位，对于节税方面的文章、著作，由于担心其负面影响（如减少政府收人等），曾一度几乎被打入“冷宫”，直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节税才有了真正的认识。

采取节税措施，减轻税收负担的活动，一方面会导致政府税收收入的直接减少，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现税收制度与政策的缺陷与漏洞，从而可以促进完善税制、堵塞漏洞、加强征管；同时，人们了逐步认识到，税收筹划，不仅符合国家税收立法意图，而且还是纳税人纳税意识提高的必然结果和具体表现，是维护纳税人自身合法权益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在我国税收筹划的短暂的发展历史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税收筹划与偷税分离阶段。

在这一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纳税人可以不必采取偷税等违法手段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目的，纳税人可以采取合法方式，即在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达到合法规避税收负担。

在这一时期，人们还没有对税收筹划与避税进行细致区分，很多时候把二者混为一谈。

从这一时期的有关文章、书籍可以略见一斑，如《企业纳 税技巧与避税大全》等众多书籍中都把避税内容视同税收筹划向纳税人兜售，而且大多数是从国外有关避税书籍中转抄过来的，对纳税人来说还很难有直接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这一时期从政府主导媒体到纳税人还很难对税收筹划进行广泛认可，甚至更多的是抵触；第二阶段，税收筹划与避税相分离阶段。

在这一阶段，人们逐渐认识到，税收筹划与避税并不是一回事，有的学者开始把税收筹划与避税进行细致区分，把避税划分为正当避税和不正当避税，凡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又符合国家税收政策法规而达到节税为正当避税。

正当避税即为税收筹划。

而凡是不符合国家立法意图，而是钻税收法律、法规的空子，称为不正当避税。

国家通过完善税法、堵塞漏洞以及制订反避税措施来加以防范。

因此，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税收筹划有了进一步认识，但仍然停留在概念阶段，还没有在实务上进行突破，这一阶段，很难找到一本系统阐述税收筹划理论及实务操作的专著。

第三阶段税收筹划系统化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税务报》筹划周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一阶段，有的专家、学者对税收筹划进行系统论述，从税收筹划的历史延革到税收筹划的比较；从税收筹划概念，到税收筹划与避税区别；从税收筹划的基本思路到税收筹划的实务操作都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而且从政府角度特别从税务代理角度了陆续提到了税收筹划的内容。

纵观税收筹划产生与发展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影响税收筹划发展原因不外乎有三个方面：一是纳税人内在需求。

任何时代，从纳税人角度来看，降低税收负担都符合纳税人内在需求，甚至很多纳税人不惜违法以偷税手段来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

因此，纳税人的内在需求是推动税收筹划得以发展的原动力；二是税收筹划空间。

税收筹划的结果是节税，是任何纳税人所追求的，但税收筹划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依赖于税收筹划空间，并不是所有税种、所有项目都有税收筹划的空间。

因此，人们对税收筹划空间的认识和税收筹划技术把握就成为影响税收筹划的第二个因素；三是社会对税收筹划的法律认可程度。

当社会对税收筹划的法律认可抱有偏见时，就会阻碍税收筹划的历史进程，相反，社会对税收筹划高度认可时，税收筹划的发展步伐就会加快。

税收筹划的风险及其防范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从多种纳税方案中进行科学合理的事前选择和规划，利用税法给予的对自己有利的可能选择与优惠政策，选出合适的税收方法，从而使本身税负得以延缓或减轻的一种行为。随着税收筹划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识和接受，各种形式的税收筹划活动已在各地悄然兴起。但是税收筹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在给企业带来节税收益的同时也蕴涵着风险，即风险与利益是并存的。如果无视这些风险，任其发生而不加以防范，势必有悖税收筹划的初衷，其结果可能是以节税目的为开始，却以遭受更大的损失而结束。

税收筹划的风险

税收筹划的风险，通俗地讲就是税收筹划活动因各种原因失败而付出的代价。由于税收筹划是在经济行为发生之前作出的决策，而税收法规具有时效性，再加上经营环境因素及其他因素的错综复杂，使其具有不确定性，蕴涵着较大的风险。因此，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充分考虑风险性因素。

政策风险。税收筹划利用国家政策节税的风险，称为政策风险。政策风险包括政策选择风险和政策变化风险。政策选择风险是指政策选择正确与否的不确定性。该种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筹划人对政策精神认识不足、理解不透、把握不准所致。即筹划人自认为采取的行为符合国家的政策精神，但实际上不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例如某服装厂接受个体经营者代购的纽扣，但由于未按要求完成代购手续，在税收检查时被税务机关确认为接受第三方发票，不仅抵扣行为被撤消，而且还受到相应的处罚。政策变化风险是指政策时效的不确定性。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及时调整经济结构，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总是要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作出相应的变更，对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进行及时地补充、修订或完善，不断废止旧政策，适时推出新规章。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的税收政策总是具有不定期或相对较短的时效性。例如，从1998年1月至1999年12月，为了抵御1997年席卷全球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刺激外贸出口，国家税务局先后6次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全国平均综合退税率提高了3个百分点；从1999年到2001年3年内，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内外各种经济贸易形势的发展，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变动了11次；据《财经时报》透露，为了有利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再分配，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缓解目前人民币所面临的市场升值压力，逐步削弱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影响，预料中国政府将从2004年开始调低出口退税率，即从目前的平均15%下调至11%；同时，羊毛、铅、焦炭、稀土、钨的出口退税将会被首先取消；在2010年前后，将完全取消出口退税政策。从实践中看，这项政策一旦实施，那些依赖出口退税生存的企业将面临一场厄运，有的甚至是灭顶之灾。因此，政策的这种不定期性或时效性将会对企业的税收筹划（特别是中长期税收筹划）产生较大的风险。

操作风险。由于税收筹划的固有特点是与“法”共舞，即税收筹划经常是在税收法规规定性的边缘操作，以帮助纳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加上我国税收立法体制层次多，立法技术不高，不仅法规内容存在着很多模糊之处，而且法规之间还有一些冲突或摩擦，即使是专业人士有时也难以准确把握，这就给纳税人的税收筹划带来了很大的操作风险。从实践中看，操作风险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有关税收优惠政策运用和执行不到位的风险，如因残疾人员比例不足而享受了福利企业优惠，因利用再生资源的比例不足而享受了有关环保方面的税收优惠等。二是在系统性税收筹划过程中对税收政策的整体性把握不够，形成税收筹划的综合运用风险，如在企业改制、合并、分立过程中就涉及到多种税收优惠的操作问题。根据有关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被合并企业应计算资产的转让所得，依法缴纳所得税，被合并企业以前年度的亏损，不得结转到合并企业弥补，但如果合并企业支付给被合并企业或其股东的收购价款中，除合并企业股权外的现金、有价证券和其他资产，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票面价值（或支付的股本的账面价值）20%的，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被合并企业可以不确认全部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不计算缴纳所得税，其合并以前的全部企业所得税事项由合并企业承担，以前年度的亏损，如果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可由合并企业继续按规定用以后年度实现的与被合并企业资产相关的所得弥补。凡此种种，如果不能系统理解和全面掌握，并加以综合运用，就很容易顾此失彼，导致出现税收筹划失败的风险。

经营风险。税收筹划是一种合理合法的预先谋划行为，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前瞻性。实践证明，企业预期经济活动的变化对税收筹划的效益有较大的影响，有时还会直接导致税收筹划的失败。因为税收筹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税收政策的差别进行选择的过程。但无论何种差别，均应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即企业日后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符合所选税收政策要求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在给企业的税收筹划提供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企业的某一方面的经营活动（经营范围、经营地点、经营期限等）带来了约束性，从而影响着企业经营活动本身的灵活性。如果项目投资后经济活动本身发生变化，或对项目预期经济活动的判断失误，就很可能失去享受税收优惠的必要特征或条件，不仅无法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还可能加重税负。为了引导外资投向，我国现行税制对生产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生产型外商企业实行“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但若生产性外商企业兼营非生产性业务，且非生产性业务的收入超过业务总收入的50%，则丧失了“生产型”企业的资格，不得再享受此项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某合资电子设备厂是生产性企业，尚处于减免税期限内（减半按15%征收），由于其产品销路不佳而外购其他厂家的电子成套设备散件进行组装，这样该厂就同时从事了生产性经营和非生产性的组装业务。若本年度内该企业的散件组装业务大于其业务总收入的50%时，尽管该企业尚处于减免税期限内，但仍不能减半征收，只能按30%纳税。可见，该企业为了享受“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本年度内在进行这两项业务的投资选择时，就应将非生产性组装业务的规模控制在不超过生产性经营的范围内。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非一成不变，必须随着市场的变化和企业战略管理的要求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经营活动的变化时时影响着税收筹划方案的实施，企业必须面对由此可能产生的风险。

***风险。严格意义上的税收筹划应当是合法的，符合立法者的意图，但这种合法性还需要税务行政***部门的确认。在这一确认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税务行政***偏差从而产生税收筹划失败的风险。因为我国税法对具体的税收事项常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即在一定的范围内，税务机关拥有自由裁量权，再加上税务行政***人员的素质又参差不齐，这些都客观上为税收政策执行偏差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使是合法的税收筹划行为，结果也可能因税务行政***偏差而导致税收筹划方案或者在实务中根本行不通，从而使方案成为一纸空文；或者被视为偷税或恶意避税而加以查处，不但得不到节税的收益，反而会加重税收成本，产生税收筹划失败的风险。例如，我国增值税法规定，个人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0～5000元，提供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1500～30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销售额150～200元，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上述幅度内可以确定具体的起征点。因此，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经常会遇到一些来自基层税务行政***机关的观念冲突与行为障碍，这样的实例媒体上披露的不少，实践中也是屡见不鲜。

此外，税收筹划还面临着筹划成果与筹划成本得不偿失的风险，如对企业的情况没有全面比较和分析，导致筹划成本大于筹划成果；筹划方向与企业总体目标不一致的风险，从表面上看有成果，而实际上企业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惠，等等。以上这些都是税收筹划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风险，也是企业在税收筹划过程中应当加以研究和重视的因素。

正视风险，积极防范

由于税收筹划目的的特殊性，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也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面对风险，筹划人应当主动出击，针对风险产生的原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预防和减少风险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税收筹划的收益，实现筹划的目的。

确立风险意识，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无论是从事税收筹划的专业人员还是接受筹划的纳税人，都应当正视风险的客观存在，并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和涉税事务中始终保持对筹划风险的警惕性，千万不要以为税收筹划方案是经过专家、学者结合本企业的经营活动拟订的，就一定是合理、合法和可行的，就肯定不会发生筹划失败的风险。应当意识到，由于目的的特殊性和企业经营环境的多变性、复杂性，税收筹划的风险是无时不在的，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从筹划的实效性看，仅仅意识到风险的存在还是远远不够的，各相关企业还应当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网络设备，建立一套科学、快捷的税收筹划预警系统，对筹划过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风险，立即向筹划者或经营者示警。税收筹划预警系统应当具备以下功能：(1)信息收集功能。通过大量收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税收政策及其变动情况、市场竞争状况、税务行政***情况和企业本身生产经营状况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判断是否预警。(2)危机预知功能。通过对大量信息的分析，当出现可能引起发生税收筹划风险的关键因素时，该系统应能预先发出警告，提醒筹划者或经营者早作准备或采取对策，避免潜在风险演变成客观现实，起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3)风险控制功能。当税收筹划可能发生潜在风险时，该系统还应能及时寻找导致风险产生的根源，使筹划者或经营者能够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制定有效的措施，遏制风险的发生。

依法筹划，力求使企业的税收筹划方案与国家的税收政策导向保持趋同。税收筹划应当合法，这是税收筹划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也是衡量税收筹划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因此，在实际操作时，首先要学法、懂法和守法，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税收法律的内涵，时时关注税收政策的变化趋势，务必使税收筹划方案不违法，这是税收筹划成功的基本保证。其次要处理好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关系。从减少税负的角度看，税收筹划与避税有相同之处，但二者有本质的差异。避税是指纳税人以合法手段，通过精心安排，利用税法漏洞或其他不足来减少其纳税义务的行为。避税行为尽管不违法，但往往与立法者的意图相违背，世界上多数国家对此采取不主张、不接受甚至是拒绝的态度，并且大都通过单独制定法规或用特别条款加以限制，我国也不例外。“九五”期间，我国涉外税务系统共对2829户企业进行了反避税重点调查审计，调增应纳税所得额92.7亿元，调整征税7.4亿元，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损失。因此，税收筹划不仅不能违法，而且还必须符合税收政策的导向性，使企业在享受有关税收优惠的同时，也顺应了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意图，防止陷入偷、逃、骗税的境地，减少恶意避税的嫌疑与风险。

注重综合性，防止税收筹划方案因顾此失彼而造成企业总体利益的下降，从而导致税收筹划的失败。从根本上讲，税收筹划归结于企业财务管理的范畴，它的目标是由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所决定的。税收筹划必须围绕这一总体目标进行综合策划，将其纳入企业的整体投资和经营战略，不能局限于个别税种，也不能仅仅着眼于节税。也就是说，税收筹划首先应着眼于整体税负的降低，而不仅仅是个别税种税负的减少。这是由于各税种的税基相互关联，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某种个税税基的缩减可能会致使其他税种税基的扩大。因而，税收筹划既要考虑某一税种的节税利益，也要考虑多税种之间的利益抵消因素。其次，税收利益虽然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经济利益，但不是企业的全部经济利益，项目投资税收的减少并不等于企业整体利益的增加。如果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最优的方案应是整体利益最大的方案，而非税负最轻的方案。即便是某种税收筹划方案能使企业的整体税负最轻，但并非企业的整体利益最大，该方案也应弃之不用。例如，某个体户依法要缴纳相应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如果向他提供一份税收筹划方案，可以让他免缴全部税款，前提是要他把经营业绩控制在起征点以下。这项税收筹划方案一定会遭到拒绝。因为该方案的实施，虽然能使纳税人的税收负担降为零，但其经营规模和收益水平也受到了最大的限制，显然是不可取的。因此，企业开展税收筹划应综合考虑、全面权衡，不能为筹划而筹划。

保持税收筹划方案适度的灵活性。由于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千差万别，加之税收政策和税收筹划的主客观条件时刻处于变化之中，这就要求在税收筹划时，要根据企业具体的实际情况，制定税收筹划方案，并保持相当的灵活性，以便随着国家税制、税法、相关政策的改变及预期经济活动的变化随时调整项目投资，对税收筹划方案进行重新审查和评估，适时更新筹划内容，采取措施分散风险，趋利避害，保证税收筹划目标的实现。

贯彻成本效益原则，实现收益最大和成本最低的双赢目标。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因此，税收筹划还应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既考虑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同时还要将税收筹划方案比较选择中所放弃方案的可能收益作为机会成本加以考虑。只有当税收筹划方案的成本和损失小于所得的收益时，该项税收筹划方案才是合理和可以接受的。

协调好与税务机关的关系。由于各地具体的税收征管方式有所不同，税收***部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能否得到当地主管税务部门的认可，也是税收筹划方案能否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实践证明，如果不能主动适应主管税务机关的管理特点，或者税收筹划方案不能得到当地主管税务部门的认可，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会失去其应有的收益。因此，加强与当地税务机关的联系，处理好与税务机关的关系，充分了解当地税务征管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及时获取相关信息，也是规避和防范税收筹划风险的必要手段之一。

聘请税收筹划专家，提高税收筹划的科学性。税收筹划是一项高层次的理财活动和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律、税收、会计、财务、金融、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能性，需要专门的筹划人员来操作。因此，对于那些综合性的、与企业全局关系较大的税收筹划业务，最好还是聘请税收筹划专业人士（如注册税务师）来进行，以提高税收筹划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从而进一步降低税收筹划的风险。

(一)国外的研究情况 关于避税问题,国外的经济学、法学等学科都有专门研究。

经济学界通常从财政收入减少的效果角度考虑,将税收逃、避问题合并研究,如Seldon.A.(1979)、Cross.R.,Shaw.G.K.(1982)。

公认较早开始系统全面研究避税的是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 E. 斯蒂格里茨的《避税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Tax Avoidance),该文全面概括了避税的一般准则,运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分析了避税的经济效应,描绘了一系列减轻参与交易各方总税收负担的避税方案,并提出了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该文奠定了经济学家研究避税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

此外,也有经济学人对纳税人避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如Erich Kirchler(1999), Henry Ohlsson(2007);有应用经济学博士论文研究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如Sonja Lynne Oihoft(1999);还有博士论文研究测定公司避税问题的模型,如Joel M. DiCicco(2003)。

综观经济学关于避税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多着眼于避税的成因、经济效应的分析,相关研究为避税的界定及法律规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证数据,也为相关问题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指明了路径和方法。

国外法学界关于避税的研究,虽然因各国实践和法律文化差异而有不同,但都侧重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对避税现象存在运行的描述、分析,包括对避税现象的抽象概括、因果分析和法律评价以及法经济学分析等,如David A. Weisbach(2002)、Chin-Chin Yap(2006)、金子宏(1989);二是对避税法律规制措施的研究,如从法治的视角分析避税的一般规制条款(Kunstmann Rioseco,Matias(2004) ),从公司责任角度看避税的一般规制条款(Judith Freedman(2003));英美避税规则的比较研究如A.W. Granwell & Sarah S. McGonigle(2006),维克多·瑟仁伊(2006),避税的解释规则研究,如Brian Galle1(2005)。

(二)我国的研究现状 我国大陆学者对避税问题(包括“避税”、“逃避税”)的研究文章数量不少。

检索CNKI系列数据库1979年至2008年的相关文章,以 “避税”为主题词,共检索有1 527条(其中博士论文3篇,硕式论文59条);以“税收规避”为主题,相关文章有4条;以“税收筹划”为主题,相关文章2 226条。

从文章的内容看,围绕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与2004年始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分别有两轮研究热潮: 第一轮研究热潮主要以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关于外国反避税制度的零星介绍为主,因为我国避税实践及其法律规制制度的欠缺,研究者从实务角度,意图通过对国外制度的学习获取相关知识。

邱菊《国外反避税措施的启迪》(《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1994),熊勇立、 周汪丽《加拿大反避税措施简介》(《安徽税务》 1997),胡俊生、 周礼华《国外反避税措施的简介》(《上海财税》,1994),漆秀岚《美国和西欧主要国家的反避税措施》(《国际贸易》,1995)等。

随我国新税制逐步建立健全,外商投资的深入,避税与反避税问题首先在国际税收领域突显,迫切要求理论上对相关问题作出解答。

此后,有税法学者撰文进行一般理论的探讨,但是绝大部分文章都以概念辨析、性质界定、成因分析为主,而且多局限大陆法系国家相关问题的介绍。

其中张守文的《税收逃避与规制》(《税务研究》2002)和刘剑文、丁一的《避税之法理新探》(《涉外税务》2003)两篇文章,对避税的概念、性质、法律评价及法律选择等进行了较全面的法理分析。

伴随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推进,税收实务部门与财政经济学人集中于国际避税方式与我国反避税措施的研究,如郑力坚、马哲的《国际避税的方式及反避税措施》(《税务研究》,2005),郭宏、朱祥林的《新形势下的国际避税与反避税》(《经济研究参考》,2005 ), 印中华、田明华的《外资企业国际避税与中国的对策》(《世界经济研究》,2005)。

也有学者对避税进行经济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如曲顺兰、郑华章的《避税的经济分析及反避税政策选择》(《涉外税务》,2006),刘怡《避税与反避税的三维视角》(《涉外税务》,2006)。